吴可:57校园纪事

元旦将临,毕业论文也已开始起草。我盼望论文答辩后毕业分配前回家一次。自离家出外求学以来,已经四个年头过去了,思乡的念头与日俱增。记得同乡的小C曾说过,还是上学期间回去一次的好,不用带什么礼物,穷学生嘛,亲友们也不会计较什么的。如果到了参加工作以后再回老家,化费可就大了。她的话也有道理。我已向一位华侨同学约好借款,加上自己实习期间节省下的一点补贴,回家的路费估计不成问题,心中已较踏实。就在此时,哪知学校发来的一封电报,顿时将多年的梦想击得粉碎。

那是个朔风凄厉、日光惨淡的下午,实习队领导李老师突然通知:校方来电,我和丁等四人立即返校。

大家都莫名其妙,猜测纷纷。我心中有所估计,但还是从好处着想。运动高潮已经过去,来玉门实习前在校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自己对错误也都认识了,会议上做过多次检查,团支委的职务早已被停止。到这里后,领队的安**曾宣布过。实习队里没有右派,要大家放下包袱,轻装实习。也许是要我等有错误言论的几个人回去继续参加有关学习吧,我这样安慰自己。学校离这儿太远,消息不灵通,无法猜测。

实习论文怎么办?去问过李老师,他说,暂先放下,资料也不必带走。很可能他和安**他们心中有数,或已经知道些什么,只是不告诉罢了。

我这时是在油矿的北坪采油厂实习。消息传出,在中坪、南坪钻井公司实习的同学第二天冒着寒风来了。言谈中,有的表示了宽慰之意,叫我们几人打消顾虑;有的同学则表示很不理解,甚至发起了牢骚。大家共同会了一次餐,说不上是欢送会,但气氛还是比较热烈。傍晚,我去告别了现场指导老师×先生等人。那时,大家都称呼指导老师为先生,尽管他们中有的十分年轻,有的还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

此一回去也许是凶多吉少,前途难卜。但我还是强作镇定,不愿让阴暗的思绪笼罩自己。临行前,同留矿的同学欣然作别。

正值冬至前后,天气严寒,赴火车站的路上,汽车扬起的灰尘,夹杂着阵风吹来的沙石,昏暗一片。无边无际的戈壁滩,从眼前伸向苍茫的远方。干枯的骆驼剌,在寒风中飒飒摇曳。在车上,我问老D,对此次突然被召回学校有何想法。他善于思考,往往有些独到的见解。

“不好说,”他目视远处,神情淡漠,没有把握地说:“终不致我们会是敌我矛盾吧。目前学校里的情况不了解,报纸上的调子也没有看到运动有升温的迹象。”

“听天由命吧,”我自我解嘲般地结束了这种没有结果的谈话。

兰州转车,等候了一天。我特地去书店买了一本俄华地质辞典和一本俄英地质辞典,喜冲冲地回旅馆。在大学四年,除了伙食免费,申请的是每月二元钱的乙等助学金,未尝有余钱买书。这次实习,伙食费发给个人支配,省吃俭用,总算有了几块余钱一偿买书的宿愿。但后来随即知道,我这人其实是愚不可及,麻木愚蠢至极,全然不知大祸之将临。

24日下午,车到北京。当踏进校园的那一刻起,立即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惊呆了。我本能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象一只木鸡似的,双腿机械地迈向宿舍。几天来在火车上谈天说地满不在乎的劲儿一扫而光,心里象拴上沉重的铁块被一下子沉到冰冷的水底一样。“这下完了”,我对自己说。

步上宿舍楼梯时,看到了几个宿舍房间里面都挂着大字报。走廊过道,写着“***不投降决无好下场”的大字标语。碰到了几位邻班同学,一见到我们,都连忙侧身而过。

我的宿舍里没有大字报。有几位留校实习的同学在,看见我回来,只点头示意,没有说话。**帮我把行李扔到了上铺。

喘息未定,党总支委员,六班的S**,立即召集我们四人通知说:“根据同学们的揭发,你们几个人是右派分子,要同你们展开坚决斗争。今晚七点开大会,由你们交代罪行。你们必须老实交代”。这位总支委员的严厉神情,给我留下了久难忘怀的印象。回想起后来在四十年之后的北京同学聚会上,同桌吃饭,他主动过来热情招呼的情景,前后对比,真使人唏嘘不已。

冬天日短,这时还不到五点,已是暮霭低垂。我心中充满恐惧,没有去用餐。我知道,从现在起,我的今生再也不会是原先曾经憧憬过的自己了。

傍晚,我在众人的裹挟下走下宿舍楼的楼梯,走进教室楼的一间教室。这时,夜色已经降临,日光灯发着暗淡的幽光。屋外气温很低,冷风剌骨。但我已全然没有感觉。

我们从地质学院转到石油学院的四个班,大约只有一半人留校或已完成毕业设计提前回来,其他的都还分散在各油田。但教室里坐满了人,门口还挤着许多外系的同学,我无法猜度他们此时的心情。

在这个时候,如能置身事外,看到别的熟悉或不熟悉的人,被押上审判台,钉在耻辱柱上,该是一种多么侥幸的心情!只要厄运不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即使不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至少也有一份庆幸能够幸免于难、逃脱劫数的内心窃喜吧。因为,说实在话,这是一场如同古罗马军队作战过程实行“十一格杀律”的运动,反正是必须有人蒙难,至于谁是牺牲者,那全然要看个人的运气了。如今有了这些人被送上祭台,别人也就获得了解脱和安全了。故而,看看别人尤其是别的班级的人的热闹,自然是心安理得的,甚至是一份精神享受了。

会议由***主持。我已记不清她的开场白了。我等四人站在讲台边,蒙受着奇耻大辱,手脚无措。另有三位是原先留校的,早已过了堂,此时也一旁陪绑。我这时已完全顾不上多看一眼周围情况,赶紧在脑海中将夏天在团支部会上检查过的问题想了一遍。同样的问题,原先是认识问题,如今已成为立场反动的反党罪恶了。我竭力镇定自己,不致失态。必须把夏天检查过的那些言论升温上纲,努力丑化自己,痛责自己。事到如今,能把握自己命运的,也仅有这一招了。我有如被惊涛险浪无情地抛到大海之中的人,必须拼命抓住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舍此绝无他途。

口号过后,***首先交代。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脑子里急速回忆着,梳理着,就象以往书上说的,象‘过电影’那样回想着夏天的一切。我庆幸自己还算年轻,虽然遭受如此巨大打击,脑子还算清醒,精神还没有完全崩溃。

接着是口号声。这回轮到我了。我把记起的陆续说了:什么独立思考,匈牙利事件,新闻自由,铁托演说等等,主动上线上纲。记不清用了多少时间,大约是半个多小时。

揭发批判开始。班上的几位同学相继发言。人人义愤填膺,声色俱厉,厉声谴责:“态度极端不老实,立场一贯反动,避重就轻,妄图博取同情”;“不彻底交代,决没有好下场,死路一条”,等等等等。

也许是连日里的旅途疲劳,加之心情紧张,我实在是太疲乏了,根本听不清发言者在说些什么。我只是下意识地督促自己,千万不可辩解,要把一切全都承认下来。我只求早早‘退堂’。

会议组织得井然有序,批判发言很是紧凑,其间绝无间歇。口号声整齐嘹亮,响彻大楼,一片同仇敌忾的严肃气氛。

我必须承认,批判会相当文明,没有动手打人,没有弯腰九十度,更无喷气式什么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年的运动比之于后来的“文革”,还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初级阶段,无论从形式到理论,一时都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到象“文革”那样灵魂和皮肉一起触及的更高级形态。

后来我回顾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沉浮的几十年里,竟惊讶地发现了一件聊以自慰,值得庆幸甚至简直可以引以自豪的事情:我没有挨过打。这本是在建国以来历次继续革命中不少人必须经受的革命洗礼,是十分普遍的革命待遇。虽然从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心态来说,古来就有“士可杀不可辱”之说,挨打被认为是对人最大的人格侮辱,然而,当你受到严厉的斥责、尖刻的批判、无情的嘲讽和被无休无止的要求深挖思想根源时,心灵所受的创伤,并不比皮肉挨打轻松多少。其实正好相反,皮肉的痛楚也许可以随着时间的消逝而逐渐淡忘,而心灵创伤,尊严扫地,却使人永久铭记在心而无法忘却。

但我还是庆幸自己未曾领受到过这份苦涩的“革命”待遇。这也是我这个阿Q式的中国人的一种变异心态吧。

批判会一直进行到十点以后,才宣布散会。主持人没忘记领着与会同学齐声呼喊着把我们几个人驱逐出会场。

我实在疲乏至极。回到宿舍后,打开行李,没有洗脸,倒头便睡,脑海中竟没有来得及把刚才的一幕细细地体会一番。心灵上的痛苦抵挡不住身体疲劳引起的困乏。作为一个二十岁刚刚出头的人来说,我到底还是太年轻了点。

但当次晨醒来时,忧伤袭上心头了。首先是尚处于睡眼惺忪、将醒未醒之时,我朦胧地觉得,昨晚的一幕,也许是在梦中吧,这一切都是困倦造成的恶梦吧。记得许多夜晚,不是也曾梦见过被野兽追赶,遭毒蛇缠绕,或是弹片飞溅,刀斧加身什么的,急的一身冷汗,醒来方知是一场恶梦,因而感到如释重负、万分侥悻的欣喜心情吗?但当身子稍一转动,脑子略一清醒,这个仅一闪而过的念头,立即就被否定了。一夜好睡,恢复了体力,头脑格外清醒,立刻意识到昨晚的一切,是千真万确的严酷现实。我已掉进了万劫不复、无法挽救的无底的政治旋涡的深渊了。一夜之间,我便已被列入另册,沦为当今社会的贱民了。一切都已不可改变,无可救药了。这时,我才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和恐惧。为什么那不是梦中经历的景象呢?不是有许多次恶梦缠身,醒后感到如释重负的无比轻松的心情吗?可是,这已是活生生的木板钉钉般的现实。从今而后,我的一生必须天天面对这一现实。这便是我初涉人世就必须和泪咽下的苦果。

这一天足未出户,写了整整几十页材料。晚上,团总支召开大会。口号过后,原先是团员的几个右派逐个重复一遍昨晚的交代。接着宣布团总支决定,开除团籍。最后,主持人照例发动大家以震天价响的口号声将我们几人轰出会场。在一片“滚出去”的怒吼声中,我急忙向着门外走去。才走到门口,只听见里面的主持人厉声喝喊:“D**回来!”我赶紧回头,只见D**脸色煞白,茫然不知所措。这时,主持人指着讲台上,喝道:“你的帽子!”原来他忘记把搁在讲台上的帽子拿了走。

会场上发出一阵哄笑。我松了口气,匆匆下楼。

此后的几天,在极度紧张沉闷的气氛中,除了挖空心思写交代材料,便是等候召唤,不敢离开宿舍半步。

后来才知道,我的‘过堂’程序就此结束,没有要求交代更多的东西。大概是根据我交代的材料,已可定性;群众在会上的发言,也没有揭发出更多的新‘罪行’。

但是对D并未松手,据说还开过几次小会。其中一项是追查他同我的关系,调查我二人间有否结成小集团,有无攻守同盟。因我二人过去一起在团支部任职,过从较密,个人关系不错。如果我等几人是属于那种散兵游勇式的角色,那只能算作是一般性质的牛鬼蛇神,班级反右运动的战绩还够不上太轰轰烈烈,不够辉煌灿烂;如果能从中查出有反党小集团存在,那就非同小可,大有文章可做,可以预期战果辉煌了,因而战功就会上一个等级,基层头目向上级汇报邀赏时,规格也会随之升高。

但是追查的结果使领导小组多少有些失望,好几天过去了,始终没有查出有反党小集团存在。不过,处在首都(后来又称为“首善之区”)的高等学府里,起码的事实也必须尊重。因此也就没有穷追猛打,弄个究竟,没有千方百计捏造出一点似是而非的根据来。

其实,就这样,战果也已不算小。由地院转来的四个班120人中,揪出了七人,比例5。8%,达到并稍稍超过规定的数字。全校四千多学生,揪出200多,同全市各大学的比例大致保持平衡。一切按比例办事,做到心中有数,这就是领导艺术。据说5%的比例是从事建设和革命进程中需要确定消极因素时的最佳比例,就象是数学上的黄金分割比例数一样,科学依据缜密,十分合情合理。

这是当年年底重新掀起的第二次全国性反右运动高潮。夏秋的那一次,只是着眼于社会上的大人物,诸如民主党派头目,学者名流,以及在社会上呼风唤雨、影响特别‘恶劣’的那些头面人物。而这一次则是梳蓖战术,彻底清查,按比例摊派,挨单位落实,宁左勿右,下达的计划任务,一个也不能少,不使一人漏网,宁可多抓,绝不手软。

而如此重大的对敌斗争决策,乃是高度的政治机密,一般群众是事先根本无从知晓的,更不用说我等远在祁连山脚下的玉门油矿,哪会料到中国的政治形势,竟会是如此瞬息万变,一下子还需这么众多的青年学生作为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呢?

了解到这一层,我后来竟有一种殉道者般的自我慰藉的感觉。既然是形势需要,逃脱又不可能,总需有人来充当这个角色吧。我出身不好,背负着剥削阶级子孙的十字架,又说过错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进去了,别的不知哪个同学就可以不进去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一切原是十分合乎情理,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是很久以后才悟出的道理。当时我可没有这么想,也没有心思来想这些个。那时候唯一的愿望便是争取从宽发落,有个出路,赶快离开学校。回想起自己几年来的道路,觉得十分可笑。我从二年级起任团支部委员,三年级下半年在地质学院被评为校优秀生,一九五六年转学石油学院后曾被选为校团代表,有幸出席过北京市团代会。曾记得,还在五六年秋在玉门油矿实习时,我同班长黄**有过一次倾心长谈。他鼓励我努力争取留校当助教,从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和政治表现看,他也许以为我是有这个条件的吧。当然,我自己可是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奢望。其实,我后来才悟出,我的跌落深渊,时任班长的此君着力不少。去年夏季在团内对我批判时,他是主力发言人。他相当了解我的思想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出卖。不过‘卖友求荣’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妥和可耻;相反地,这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政治‘进步’的表现。

转瞬间,我便成为不齿于人类(至少是中国人)的阶下囚。这也从一个小角落反映出中国政坛当时政治形势变化的迅速。现实生活的扑朔迷离,实在叫人无法捉摸。

扪心自问,我不会去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我为什么要去反对呢?不正是解放了,新社会了,我才能跨进大学殿堂而无需虑及学费和伙食费的负担吗?不正是看到新中国建设欣欣向荣,我才选下这门以艰苦为荣的地质专业,立志为深山探宝而献身的吗?56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报刊上的错误导向,引起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波动,导致在认识上发生偏差,言论上越出常轨,这都是客观存在。而且,早先的报纸上还大力鼓动着期待人们对国家大事表达意见。既然让提意见,那就应是虚怀若谷的胸襟了,政治家的风度了。但我却根本不曾意识到曾几何时,政治风云突变,这‘提意见’便是反党,更没有想到,敢于这样提意见的人便是立场反动、阴险毒辣的阶级敌人,便是应予专政的对象。我真是天真得可以。幼稚呀,我竟然幼稚可笑到如此地步,以致胡里胡涂地上当受骗而全然不知不觉。

其实不仅是我这样的政治幼儿,便是那些处世老到的人物,还不全都照样落入圈套,乖乖地中箭落马受擒?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气候,叫人怎生适从?

虽然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纯粹是时代的嘲弄,历史的玩笑。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九.九九)在此次运动中的中箭落马受难者,本来是完全可以不必含冤负屈、蒙羞忍辱几十年,影响所及终生受用的。但在中国这块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大地上,悲剧还是毫无悬念地发生了。

我在后来曾有一首类似打油诗般的‘作品’对当时情势的记述:

居安能不计危亡,治国岂容凡草香?口是心非谁料得,阳谋诡计怎提防?

才闻群士披肝胆,旋见贤良遭祸殃。百万愚顽一网打,众芳摇落野茫茫。

后来有人说起,这样的事乃是母亲教训其孩子,完全是从爱心出发的善举。据说讲这番话的人,他本身也是那场运动中的受“教训者”流。这就更让人弄不懂了。普天下的为人父母者,教训不肖子女,确是一万个应该。但却尚未有听说过,古往今来曾有过为了教训其孩子,不惜将他们逼上死路绝路的做父母者。后来,那位说出如此“名言”的人,自然地受到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普遍谴责和嘲笑。

此后又召开过几次大会,同班的D和L被宣布为极端分子。二月里,他二人被开除学籍,送交门头沟煤矿劳动,罪名是态度极端恶劣,死不悔改,只因为D在小会交代时为自己作了几句辩护:“我想不通自己是在反党,我还申请入党哩!”就这一句,表明矛盾进一步加剧,不可救药,从一般分子升格为极端分子。于是他便被划进了另一个更高级别的对立面内,其代价是一直在北京西山的地层深处矿井中劳动到文革结束,才上井重见天日,而平反书的尾巴则是拖到了八十年代中叶方才割尽。他在那里同北京各大学的四百多位难友磨灭掉了人生的全部青壮岁月,在险象环生的恶劣环境中最终拣回一条性命,这时已是两鬓染霜,额角有伤痕,而且诊断为患有矽肺病,每举步上楼便喘咳不止,最终是比常人提前起码20年的光景迈进天国极乐世界。但是,大家总算活过来了,活着看到那场让人心惊胆颤,无以名状的政治悲剧虽已反正;将成为历史的负面,演化到“文化大革命”成了更大的悲剧。

我十分鄙贱自己,长期以来自责不已。为求过关,我违心地承认所有的一切加在头上的罪状,其目的,只是为了博取宽大,争取从轻。我至今也弄不清这是否算是出卖个人尊严、亵渎自己的人格。这一目的在当时是达到了。整个过程,我没有企图开脱自己,哪怕是为那些言论发表时的具体环境解释几句也不敢。事实上,想开脱也不可能。因为事情早已定板,任何辩解只会徒然地引起公愤,从而彻底断送掉自己在当时仅有的一线朦胧生机。

为什么我当时能采取这种态度,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只是被这急风暴雨般的运动势头吓坏了。我非常害怕,拼命地想为自己求得一条生路,舍此别无他途。而这样正好也满足了运动的需要。

八十年代,社会上流传着一付对联,那上联说:“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是:“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

上联如果稍作改动,就是:“说你坏,你就坏,不坏也坏”。

我那时虽是年轻,却懵懵懂懂地似乎懂得此条潜规则。面对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你不服不行。就这一丁点来说,我真可以自我恭维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先知先觉者了。

从当时校园的动态看,运动的高潮似已过去,我等几人是作为补课扫尾形式,急忙忙被从实习场地召回,列入另册,以补充贱民差额之不足。

学校政治教研室以教导马列主义为己任,然而在此次运动中几乎全军覆没,一半以上教师成为罪人。

夏天时红极一时的小报墙报编辑部,诸如“窗边草”等等,则是挖出了成群的黑帮。至于北大清华,那些成为‘妖风毒雾’发源地的场所,则更是大批大批地束手就擒。听说其比例远高出一般院校许多。我的一位考进北大的高中同学,在数十年后对我讲起,他所在的那个物理系某班,全班划了十二名进入另册,而他排在第十三号,侥幸得免。

春节将至,有的同学开始回家。我们这几个班本是留校做毕业论文的,多数尚未完成,这时都在匆匆地赶写文章。

没有必要去问我那篇没有完成的毕业设计怎么办,恐怕只会引来徒然的讪笑和斥责。

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处理结果,能否给一个参加毕业分配的机会。

一次,在宿舍走廊,班长H问我,有没有考虑过今后怎么办?我听不出是为了掌握思想动态,还是出于往日交情,有略示关怀的意思。他当时还不是党员。

“我希望能有参加工作的机会,在工作实践中改造自己,也不致白白荒废了几年的专业学习”。我小心地回答。

“这些是组织考虑的事”。他装腔作势开了。“再说,我们并没有学会什么真本事。”

有一次,我通过掌管我们学习的隔班Z*同学,要求向我班团支书L**汇报思想,同时也想从侧面打听一下今后出路。但团支书L**冷膜地拒绝了,说是彼此没有什么好谈的。而这位书记,原先我同他哪一天的课余时间不凑在一起研究班上和团内的工作呢。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可见一斑。人一朝成为落水狗,阶下囚,自然是要受众人鄙夷的了。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古来皆然。我默然地承受这一切。

春节过后,外地实习同学陆续返校。这时从报纸上和广播中,对于学生中这一批人如何处理的方针逐渐有所透露。这是当时全国性的课题。

一次全校大会上,院长阎子元作运动形势报告。他总结了运动成绩,宣布道,右派们对党的进攻已被彻底打垮,运动以党和人民的辉煌胜利而告终。

接着他破例以大半年来少有和罕见的比较缓和的口气说道:

“你们这些人,想当时,利用我党整风机会,假借向党提意见之名,大肆向党进攻,气势汹汹,一时间乌云压城,大有倒转乾坤之势,乍看起来,一个个不也是煞是凶猛的干将吗?其实我们那是引蛇出洞,待而不发而已。有人说这是阴谋,但是,正如人民日报说的,这是阳谋,知道你们会一个个的跳出来。如今,你们成了人民手下败将了。今后何去何从?自古道,为将之道有五: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走,不能走则死,不能死则降。你们走哪条路?再战下去是不可能了,我们一反击,你们便溃不成军;当初,我们静观以待,暂时不给以反击,那是引蛇出洞,好让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统统出笼,以便聚而歼之。人民江山牢固着呢!我们一反击,你们便全线崩溃,无力招架了;守也守不住,我们猛打猛攻,城门四处起火,你们已毫无还手之力了;走吗,向何处走?你们飞不到天上去,跑不到外国去,这条路已经堵死;死吧,相信你们中绝大多数人无此勇气,再说,我们也没有叫你们去死;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这就是乖乖地向人民举手投降,彻底交代,争取宽大,此外没有第二条路”。

深刻。形象。生动。和盘托出了此次运动的全部策略,精深老到,令人叹服。当然,这也不是他闫某人个人的发明,专利属于更高层。

接着,他面向全校交代政策:

“现在他们这些人既已投降,我们就要给以出路,让他们活下去,在劳动中改造他们,让他们重新做人。前阶段的两军对垒,必须不讲情面,穷追猛打,你死我活。从现在起,要讲政策,对学生中的这些人,大部份要依照其态度,宽大处理。这叫做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是要讲孤立、分化、改造吗,从宽处理便是一种分化的手段。”

这时人群中掀起一阵小小的议论。有人交头接耳,似乎对宽大处理表示很不理解。

院长又说了:“宽大不是无边,处理也不是不惩罚。有的同学会说,‘我班那个坏家伙***恶毒得很,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对他决不可宽大’。可是,他自己虽然是坏,他的父母兄弟不一定坏吧,对他处理过重了,他家中人对我们党会怎么看呢?这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呀!”

这时会场上又是一阵议论声。也许是许久以来,太浓重的火药味充斥空间,人们难得听到一两句稍稍宽松的话语之故吧。

院长又说了:

“又有同学说,有**者,他全家都反党,整个家庭是一个黑窝子。”

这时全场哄堂大笑,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人们笑着你张我望。

“他全家反党,那他家还有亲友吧。你对他处理重了,他的亲戚朋友想不通,还是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呀”。

这是一次宣布政策,为处理定调子的大会。

此前,我们这些人,写完交代材料后,在没有开会的时候,便是在校园内劳动,卸煤、清理水沟、铺路,什么都干,每天去向校工那儿报到,等待分派任务。正逢春天到来,这时尤以植树的活最忙,好几天都是乘车去校外远处苗圃拉树苗回来。我也是在这时初次认识了如洋槐、白蜡等树种。

这时正逢北京市人大换届选代表,也没有忘记叫我等去投上一票,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人虽然坏到了这个地步,但还是没有剥夺你的公民权,以显示人民政权对贱民的宽大之至。虽然我连候选人是谁都不认识,为了表示感激,也只得装出高兴的样子前往投票。

那些被划为极端分子的更加不幸的同学,这时统统已被逐出校门,驱赶到煤矿劳动。D在离校前要求请假去老家一次,说是老母染病来电报,叫他回家见个面,被恩准了。他回来时,我问起他家中情况。

“我父母哭了。全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他们不忍心再责备我。”他神色黯然。

我承认自己没有这个回家的勇气。有一篇小说中说:“父母再刻骨的思念,也比亲眼看到自己罹难的儿子这付凄苦潦倒的样子要好”。我绝不愿意给全家人已经滴血的创口上再撒上一把盐。

再说我身无分文,想回也回不去。我是在离家八年之后于1961后冬才有幸首次回家探望父母弟妹的。这是后话。

不久便宣布处理结果。当主持人邻班的卫**念完我的材料,破例地下问我有什么意见时,我壮着胆子说:

“党天下的谬论,我实在没有宣扬过,请求给以澄清。”

他们记下了。

“还有,新闻自由一事,我只是说可以探讨。”

“你怎么有这么多的探讨!”卫**一下子不耐烦了,厉声斥责道。这位卫同学原先同我并不熟悉。他后来毕业留校当助教。我在93年石油学院40周年校庆时的同学录中见到其大名,当时他的职称还是讲师。

当然,处理结果是早先拟就的,纵然申辩也是徒劳无益。况且,多一条少一条都无关宏旨,绝不会影响对某人的处理结果。因此这时他们也就不再深究你在会场上申辩了些什么。

处理结果是,我被保留学籍,留校察看。

于是,案件的最后一道仪式结束。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令人心惊胆颤的这场运动在我们毕业班胜利结束。别人是从此可以走上毕业分配、参加工作的锦绣前程,喜气洋洋。我则是庆幸从当前这种风雨如磐的政治高压处境中暂时获得解脱。至于下一步去向何方,前面等着我的是一种什么道路,今后的人生会是一种什么命运,则无从揣测,也无法考虑。

我被分配到了西安地质调查处。这是4月6日下午召开的毕业典礼上宣布的。我的名字列在分配名单的最后几名里。

尽管事先已从同宿舍的同学口中得知,我等几人也将参预分配,我还是将信将疑。在听取分配名单时,我坐在最后一排,听着一个个从学校主管嘴里蹦出来的名字,有一阵子我几乎不抱希望了。

这已是最理想的结果。我不求分到什么好地方、好单位,哪管天涯海角,穷乡僻壤,只要有去处便可,只愿早日离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群中。

接着是集体合影。我本不想参与,会后便急匆匆赶回宿舍,但还是被叫了出去参加照相。也许是为了立此存照吧。一百多人的集合和编排,还请来了书记院长,好一阵子折腾。我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在Z**同学家中看到了照片上的我,那神态,就同劳改释放犯差不多。

第二天,赶紧去邮局给家中发电报。三个多月了,未曾给家中寄去只言片语。弟妹们频频来信,询问是怎么了?说是家乡街道议论纷纷,有的说我前几年烧坏过电表,这时要赔偿;也有传说我受伤了,等等,令全家人坐卧不安。这些家信当然也都是抚慰之词。谁不知道,大学生此时出事,还能有别的什么好事?何况这儿有老乡同学,消息自会不胫而走!但是我硬起心肠,决心等到最后一刻命运分晓时再给家中回复。

街上邮电所小姐态度和霭,看着电文上写“已分配,到单位再去信”字样,望着我轻声问道:“你们怎么是这时才毕业呢?”58年的北京,正开展学习天桥活动,服务单位人员态度普遍友好。

“留校搞运动,分配推迟了”。我笑着回答。我已记不清自己近几个月来曾否露过笑脸,更无从知道自己作笑时会是一付什么模样。

几天之内就要办手续离校。我还必须去海淀医院作胸透复查。昨天作离校前的例行体检时,透视发现有肺门阴影,须赴正式医院拍片子确诊。当时就因为在透视室里多呆了一会,出来时被等候在门口候诊的一位隔班女同学狠狠地瞪了一眼:

“怎么一个人化这么长时间?”

那声音是鄙视的。后来听人说,那同学当时已经是党员了。况且我同她又不熟悉。这就给予那一鄙夷目光和训斥口气以科学的合理解释。

复查结果,确定为浸润性肺结核。给了我雷米丰和水杨酸钠等几瓶西药。女大夫是位中年人,说话细声柔气,嘱我要多休息,切不可劳累,要心情开朗,思想不必紧张。她当然无从知道,前面等待着我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面临的生活将是什么。

这对我的打击简直不亚于政治判决。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桩,摊到谁的头上都是致命的,而命运之神偏偏对我格外眷顾,灾难竟然是双管齐下。我在校四年身体一直健康,现在我相信忧郁的心情可以引发内病甚至夺人性命的说法了。但我必须顽强地承受着。

就要离校了。尽管我并无离愁别绪,还是去城里走了一趟,以表示对京城的留恋。四月初的天气,春光融融,杨柳已经展枝,树梢上鹅黄嫩绿,女士们一派春装打扮。我买了几件生活必需品后,看了一场电影“女篮五号”。该片在学校演出时,我不曾去看。记得一次我等几人讨论学习会上,S**说道:“《女篮五号》表现了新旧社会两重天,我怎么会去反对今天这样的美好生活呢?”可怜的S,事实上并不是我们中有谁个真的反对了这样的生活,而是形势需要你承认反对了这样的生活。

同宿舍的几位同学陆续先我离校。我们点头作别,没有去送行。

傍晚,在校外马路上散步时,第一次以比较轻松的心情来回味三个月来发生的一切。说轻松是相对的,对于一个饿极了渴极了的人来说,粗茶淡饭便已胜过琼浆玉液、山珍海味了。这是我为自己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违心地承认所有强加的指责,除了不肯承认是主观上有意识的反党以外,诸如客观上的消极效果,立场的错误,思想深处剥削阶级家庭带来的劣根性,等等等等,所有能表明自己态度诚恳的种种言词,统统扣在头上。我涉世不深,但也能明白当今社会中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当你已被指控为思想上有某种罪责时,任何申辩都只会招致更大的公愤,从而罪加一等。像这样一场席卷全国、令人胆颤心惊谈虎色变的政治运动,许多结论都早已定好调子,所有的辩解都是苍白无力、徒劳无益的。当厄运已经降临之时,唯一的出路便是乖乖地举手投降,把什么都承认下来。当在批判会上说你是一个什么人时,你决不可以辩白说自己不是这样,而是要以极端虔诚的语气和百倍坦诚的表情统统承揽下来,要低声下气地责骂自己千真万确是这样,而且要把自己说得甚至比这更坏,以此博得宽恕。我正是以这样的代价,换来了一条生路,才会有今天这获得分配的幸运。相反地,许多人被逐出校门,相信他们并无什么劣迹,只因为替自己辩白几句,便被冠以“情节极端严重,态度极端恶劣”的罪名,处罚程度立马升级,有的人从此毁掉终生。

几个月来,我曾设想过种种出路。我对自己今后还能否从事专业工作,已不抱任何幻想。空闲时,常常看报纸,农村中不搞这场运动,大跃进的声势轰轰烈烈,到处是热火朝天的改天换地壮举。这的确吸引了我。我想到,如果实在是无处容身,去农村也是一条出路。我无牵无挂,独自一人,又值年轻体健,何处不可以谋生呢?不是说天涯处处有芳草吗?总比置身于目前这样的环境,被人当作瘟神一样的鄙夷要好吧。

我又进一步想到,如果我的反党罪名真的属实的话,那应该是所谓的政治犯了,而对待政治犯,古今中外,哪一个政府不是最切齿痛恨最肯狠下手将其置之于死地呢?远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明清各朝代的文字狱,外国的如沙皇对革命党人的流放,近代的更不必说,哪一起不使人心惊肉跳,谈虎色变!相比之下,目前的处境已算不错了,没有逮捕,没有判刑,更没有肉体消灭,至少还让你留得一息残躯,让你在人群中苟活下去,当个反面教员,当作规范世人言行的活标本。虽然有人不甘心于这种侮辱,不惜以死抗争(报上时有传出),但我承认自己不具备这样的勇气,就叫作苟且偷生吧,我也要活下去。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人生之旅刚刚启程,尽管这世界于我未免太不公平,但我还应挣扎着走上这条布满荆棘的途程,希望再看一看这个如此令人眩目的世界。父母给我以血肉之躯,曾寄我以莫大期望;弟妹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等待我的帮助和提携。虽然这一切现在都已统统有如落花流水倏然远去,但我不能让他们承受比失望更大的痛苦。

我就是这样自我安慰,在剧烈动荡、无地自容的心态中找到了一点点平衡。后来的生活证明,这样人生哲学是值得奉行的。不管你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冲击,遭受多大的苦难,你要有最坏的打算,要设想一旦落到最悲惨的境地时,该怎么办?只要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那么,你就能比较从容地承受命运的安排了,稍稍一点相对宽松的待遇,你就会当作是一份恩典,一种解脱,甚至是命运的转机了。这也是我对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种理解吧。

接着便是处理一些琐事:办理离校手续,处理掉不必要的书籍笔记,修鞋补衣,理发洗澡。当那些陌生人的面孔偶而对你展现笑容,说几句客气话时,竟然觉得这世上原本并不都是几个月来天天感受到的冷酷无情,也还有淡淡的人情味存在时,心中不禁也感受到一丝半点的人世温暖。要赶快脱离目前这度日如年的境地,寻找一份稍稍温和些的生活。前途虽然渺茫,但希望总该是存在的吧。

4月12日,是离校的日子。同行有40来位同学。校车开动时,我最后一次环视校园。高耸的楼群,宽敞的运动场,马路两侧随风摇曳的柳枝,处处是花红草绿,人们来来往往。这一切原是值得留恋的。但对于我来说,却涌上一阵阵“俱往矣”的浓烈哀愁。想不到我竟是这样狼狈地离开曾经栖身数年、伏案苦读而且满怀豪情地为憧憬未来而生活过的学校,口角露出了一丝苦笑。真是在劫难逃啊!

行前,曾在食堂小路上遇到同乡小C。几个月来,也许我总是低头走路,一直不曾见着她。她在采油系二年级,我们小学同过学,后来她不知怎么耽误了,比我晚了三年。这是位体态娇小、眉目清秀、十分妩媚而又朴素的姑娘,前年秋天来校报到时,找到了我,曾带来家信,说起我父亲曾摔伤过。此后,我们常常见面。好几次一起看露天电影时,她那声音响亮、旁若无人的家乡话,常惹得四周注目,弄得我有点尴尬。去年我在玉门实习时,彼此还通过几次信,她告诉我一些学校的动态。一次学校组织团员去颐和园过团日,在去的路上,二人走的很近,老*曾几次推搡着我过去跟她一道走,我却竟像一个傻小子似的忸怩作态,十分拘束。因为有一位在清华上学的同乡周末常来找她,我摸不清底细,担心会卷入一场没有结果的角逐,故而一直克制着,交往平平。

这次在校园邂逅相遇,我看见她站着不走,像是有意等我说话,便走上前去。我们相互点了点头。我轻声说:

“我要走了”。

“都说你们分配了,你分配在哪里?”

“西安。听说那里是个很大的单位,报到后,不知会再分到哪里了”。我毫无把握地说着。

“也好。到时候我不送你了。多多保重。”她有意鼓励我。

“谢谢了,以后再见吧。”我茫然若失,但还是装着高兴的样子向她道别。

后来的见面是在20年之后,她这时已从大庆调至石油部机关,我出差北京时拜访了她。从交谈中得知,她原先的丈夫不幸早逝,儿子已长大。这时她已重新成家。

此刻我不无侥悻地想到,还好我生性愚钝,当初没有把彼此的友谊向前推进,没有为此倾注更多的痴情,否则的话,恰如许许多多青年恋人一样,不知又要平添多少棒打鸳鸯带来的另一层痛苦!

火车驶过华北大平原,驶向八百里秦川的关中腹地西安。

在西安地质调查处人事科,负责接待报到学生的是后来成为长庆局局长的J**,相貌堂堂,语气亲切,一口动听的四川话。据说是从石油学院进修后才回单位不久,原先是重庆大学地质系毕业。

我们一行五人分到了宁夏吴忠勘探大队。同学有同班的C、L,邻班的有W、S,三女两男。

西安是秦汉故都,盛名饮誉天下,是人们心目中的旅游胜地。记得有一首诗写道:

“西京自古帝王都,无限名园水竹中。来恨不逢桃李日,满城红树正秋风”.

诗人来此适逢秋天,未能看到桃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春景,不无遗憾。我这时来得倒是正逢其时,四月中下旬的西安,花红草绿,春意盎然,气候温暖,空气清新。但是我无心游玩。我只盼望早早到工作单位去。

在托运行李时,我感到胸部有不适感,喘气略觉困难。也许是一路疲劳所致。

汽车走了三天,才到达宁夏吴市。一路上,我明显地感受到脱离学校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后的心情舒畅。头天晚上住在泾川,认识了一位同车的石油钻工,二十五六岁左右,复转军人,为人憨厚,他向我谈起了宁夏。

“你们这时来,正好赶上风沙天气。刮大风时,满天的黄沙,让人透不过气来。”

我问起野外生活。

“还好,”他说,“伙食挺好,只是住帐篷,冬天夜晚寒冷。”

第二天起,汽车在泾河的黄土沟谷中穿行。同行的同班同学S是春节后实习结束从玉门赶回学校的,没有赶上学校里火爆的运动场面,她对运动情况的了解也只限于听说了些。在固原吃中饭时,她悄悄提醒我:

“别那么整天闷声不响的,一切都会过去的。”

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给我以鼓励的老同学。我以感激的目光朝她笑了笑。我问她回老家了没有?她说,回唐山住了几天,反问我怎么不抓紧机会回家一趟?我用苦笑以代替回答。

固原向北,汽车驶出六盘山谷地,行进在开阔的平原上。这里的气候还比较寒冷,路旁的柳树才刚刚绽出嫩叶,高大的白杨树则还不曾吐芽,只是树干已泛出青绿色。茅盾在《白杨礼赞》一文中将西北的白杨树誉为卫国守边的卫士,赞扬其树干笔直挺立,“十尺之内,绝无旁枝”,确是精细恰当的描写。你看那道路两侧昂首挺立的白杨树,威武雄壮,队列一直伸向远方,令人产生一份敬畏钦佩的感觉。

第三天下午,车到目的地吴忠。吴忠名为县城,实际上比不上内地小镇,街道是泥土路,车马经过时,扬起阵阵灰尘。街道两边房檐低矮,不时从中走出穿着红衣绿裤的女子。听人说,这是当地回族妇女的盛装。

这时正在全国开展除四害运动,地处塞外的小城正好闹得轰轰烈烈。住在招待所,清早醒来,便能看见周围房顶上,人们敲锣打鼓大声吆喝着在驱赶麻雀,其热闹场面犹如过节一般。

在勘探大队人事科报到时,接收报到证的人事员听过介绍,朝我看了几眼,又看了看报到证,没有说话。

在闲住招待所的几天里,我没有忘记去医院看医生,拿回几瓶治结核病的药。

几天之后,我们毕业分配来此的五人乘坐一辆中吉普去天池前指。经过灵武县城时略事停留,我想一睹这唐朝安史之乱时肃宗皇帝即位的地方,看看还留下什么古迹没有。县城很小,远处只见一座高出民房许多的庙宇,虽已破旧,却也飞檐翘角,似在显示昔日的辉煌,可惜来不及去参观。离开时,心中还在不断地想象着大诗人杜甫当年是如何赶到此地朝见那位新继位的肃宗皇帝的。

灵武向东,车子在寂静的公路上疾驶。四周是辽阔的沙草地,一望无际,草色尚呈枯黄,只是在骆驼剌丛中已偶见新绿。前指(前线指挥部的简称)天池在沙丘包围之中,接待我们的是地质室主任M**,说话和气,连连表示欢迎,说是几天前便知晓我们要来。中午为我们接风。

当天晚上就遇到了大风沙。我临时住在32116井队地质组岩心房内,与工人Z**同住。谈话中知其是浙江平阳人,从部队转业不久。他以同乡之谊,热情地为我买饭。半夜时分,大风骤起,霎时间风沙袭来,帐篷在狂风中剧烈摇晃。沙子扑打着帐篷,如炒豆子一般作响,还向帐篷的缝隙中猛吹。我有点害怕,这帐篷会不会被连杆拔起刮走呢?这位同乡告诉我,这已是经过多次考验了,十分结实,要我放心。我只得蒙着头睡觉。次晨醒来时,风已停息,帐篷内到处是一层厚厚的沙土。

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塞上风沙的洗礼,预示着我此后的生涯将是多灾多难。

但这里的人们已不同于学校里的同学了,彼此间没有伤过情面,对我也不了解,不管如何看待我,表面都是显得十分客气。

第二天恰好遇上全处在此召开的跃进现场会,由一位付处长主持,各个井队代表竞相上台表态,提出钻井进尺高指标。晚上有联欢会,在众人欢迎声中,我们五个新分配来的学生登台演唱了《勘探队员之歌》。

接着是舞会。我这时竟发现有一位外国女郎在座。旁边的一位工人告诉我,这是在井队指导气测工作的苏联专家,是位刚从莫斯科石油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名叫索尔达娃。这位女郎长得十分漂亮,金发碧眼,体态婀娜,而且异常大方,不住地向着周围友好地点头示意。几曲舞曲过后,她身边的一位翻译起立向着大家说,索尔达娃同志愿意同任何邀请她的中国同志跳舞。一阵寂静过后,会场上响起了轻轻的骚动声,但是没有人敢于出面邀请。也许是由于她的鹤立鸡群般的美丽,使得会场上的人太不自在的缘故吧。

我把自己躲得远远的,找一个角落坐下,当一名忠实的观众,既不好提前离开,也无雅致参加跳舞。好不容易熬到大部分人纷纷退场,这才如释重负,赶紧退了出来。

五一节那天,在听取了地质室主任对探区情况的简单介绍后,前指用小车把我和W**二人送到鸳鸯湖3205钻井队,从而开始了我参加野外石油勘探工作的艰苦而漫长历程。而这漫长而延续终生的历程,远远比我这时所能想象得到的要艰险和苦涩不知多少倍!

这是我必须要遭受的境遇和付出的代价吗?

当经过了22年之久的1979年的政治春天终于来到时,单位一位保卫科长找我,“老W,你是怎么回事,你的档案中怎么是什么材料也没有?”,好像他的潜台词是:“你这个反怎么平”?当然,他并没有这样说。

我一脸惊愕,无言以对。这是应该由我来回答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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